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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月15日 星期一

矯正毒癮的更生院


更生院從事鴉片癮者的診療、戒除與輔導就業,同時也訓練出一批看護婦(護士),為台灣護理界增加了不少生力軍,圖為杜聰明(前排右6)主持1932年更生院護士畢業典禮的紀念照。
1930年今日(1月15日),治療鴉片(日文為阿片)癮者的「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」設立,於中午舉行開院典禮。據統計資料,當時台灣鴉片癮者每百人中有0.5人。

日本是國際鴉片條約的簽署國,在人道基礎上,迅速達成禁止吸食鴉片,是其「義務」,而且也向國際社會表示「當可如期見癮者之絕跡」。然而台灣總督府基於財政收入,在執行鴉片政策上採「鴉片吸食特許」的漸禁政策,而非禁斷。

1928年12月28日,當局以律令第3號公布「台灣新鴉片令」,翌年1月8日再公布「台灣鴉片令施行細則」。同年12月8日,石井警務局長發表新特許方針聲明書,表示:「凡經調查為修正令施行前之癮者,因不得已而吸食者,予以特許。」當時申請新特許吸食鴉片人數,依「台灣民眾黨」統計,人數達25,527人之多。

台灣民眾黨屢次發動「打倒鴉片」演講活動,要求當局強制矯正治療、停止製造、鴉片專賣收入充作撲滅經費,但始終未獲具體回應,遂於1930年1月2日向國際聯盟及日本國內發出控訴鴉片政策的電報。1月15日,總督府乃在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麻拉利亞(瘧疾)患者治療所設立臨時鴉片癮者矯正所,即更生院。

3月1日,國聯派3位委員來台調查,在台北鐵道旅館會見蔣渭水、林獻堂、蔡式穀等人。在種種壓力下,總督府終於修改相關法令;打倒鴉片,可說是民眾黨反對運動中最具成效的。

更生院在中央研究所設立之初,收容16名台灣人、1名日本人共17人進行矯正治療。嗣後,因場地狹小,便向台灣商工銀行租借大稻埕日新町(今重慶北路與涼州街之間)林清月開設之宏濟醫院舊址,並花費2萬元經費整修,至10月完工,成為更生院的正式院所。

更生院由總督府衛生課技師下條久馬一擔任院長,「台灣第一位博士」杜聰明為醫局長,實際上的行政、管理、運作、企劃,悉由杜聰明擔當,全權負責。

在此之前,杜聰明於日本京都大學研究藥理時,就立志要從事鴉片研究,並自行擬定一套戒除的方法;為著實踐與鴉片「戰鬥」的信念,他向位於台北市萬華郊外的乞丐收容所「愛愛寮」負責人施乾提出建議,表示願意協助寮內有毒癮的乞丐治療戒毒。施乾和杜聰明是淡水的小同鄉,一生以推動社會慈善事業為己任,他甚為贊同杜聰明的意見。

1929年3月11日,愛愛寮的矮厝中成立了一個醫務室,杜聰明開始實驗他的戒除鴉片新療法,成效相當不錯,癮者不僅能短時間去除毒癮,而且沒有很大的痛苦。杜聰明因此對自己的新矯治療法充滿信心,當年9月,他向總督府提出一篇長達四千字的〈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〉,直訴:「不論就癮者本身立場而言,就為台灣驅除毒害立場來說,這個要除去鴉片癮的治療醫院,是不得不設立的。」

杜聰明以其所創的除癮方法,在更生院施行,頗有見效;他更獲得醫師黃文、王耀東、林金龍,化學家楊慶豐、李超然等人士之相助,群策群力進行分析鴉片及嗎啡中毒者之實驗研究統計,做成學術論文,經由日本外務省向國際聯盟提出報告,證實台灣勒戒的努力。

他們還先後完成了「癮者之死因及死亡率之研究」、「癮者之犯罪之種類及比率」等論文,受到美國學術界很高的評價;更難能可貴的是,自尿液中檢查嗎啡成分,鑑定嗎啡中毒者的方法,是「世界最初之發表」。

台北更生院成果輝煌的工作,固與杜聰明的卓越「領導」有關;但是,主因在於「台灣民眾黨」的反對運動,逼使當局不得不推動矯正的措施。

戰後,台灣行政長官公署,為再矯正少數鴉片癮者,仍命杜聰明接收台北更生院,成立台灣省立戒煙所,移往省立台北醫院設立特別病房,繼續施行改煙矯癮治療。「台北更生院」院址後改成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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